行萬里路 讀萬卷書

在政大郭立民老師得到特優教師卻獲不續聘的事件下，再重看今年六月台灣立報的『高教工廠化系列』報導，心情真是沈重。台灣的大學密度，好像是世界第一，但是，在大學教師求『生存』不易下，大學的教學品質呢？

高教工廠化系列 前言

台灣立報

告別了畢業典禮，學生忙著在就業博覽會尋找未來；教師忙著從各種研究計畫掙得一個學術位置，大學是否仍是知識的傳授場域？是否能讓年輕人保有一絲理想的地方？

當政策導致教師被迫大量生產研究，換取大學經費和光環時，他們究竟還能不能維持知識份子的角色？在升等、生活、工作的壓力之下，他們還有力氣成為社會的良心、爭取公義嗎？

消失的教師主體性和大學自主性，是錯誤政策的偶然，還是當權者的預謀？當教師越來越溫馴，台灣社會也失去了進步的力量和勇氣。

當前的扭曲政策使得高等教育淪為商品，身處其中的教授與學生則成為一群學術工蟻，這樣的高教工廠化，對於台灣學術界發展將產生什麼影響，本報將以系列報導呈現，與讀者一同思索高等教育的未來。

高教工廠化系列一:爭補助 大學成論文工廠

台灣立報 (2010-06-15 14:47) 【記者呂苡榕台北報導】

新版大學法2005年底公告實施，從原本的32條條文新增到42條，除了大學校長遴聘程序改為教育部主導一階段遴選，還新增了大學評鑑相關規定。同年，「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」成立，各校評鑑的結果，成為影響政府教育經費補助及學校調整發展規模的重大因素。

評鑑啟動退場機制

評鑑制度從何而來？台大心理系教授黃光國說，因為教改之後大學浮濫，數量太多且品質良莠不齊，加上少子化影響，學校招生不足的情況越來越嚴重，為了讓一些學校有退場機制，於是啟動評鑑制度。

其實，少子化問題早已可預見，東吳大學物理系教授劉源俊指出，早在1997年，當時的高教司長就知道台灣將面臨少子化，曾想努力阻止普設大學的政策，但是行政院高等教育宏觀規劃委員會卻認為應廣設大學，而且制訂了台糖土地廉價出租辦大學的辦法，加上許多學校已在籌備，高教大門就這樣被推開，導致現在招生不足，教育部卻不敢有積極退場政策。

大學評鑑似乎是為了去蕪存菁，但東吳大學一位系主任表示：「廣設大學的措施已造成嚴重惡果。整併及淘汰體質不良的大學、提升現有大學素質，應是高等教育系所評鑑的目的。但茲事體大，由實施結果看來，系所評鑑亦顯然不以此為目標。」 雖然沒達到淘汰不良大學的目標，但評鑑仍是教育部給予補助的基準之一。

大學評鑑主要針對教學、研究、服務三大項，評鑑剛開始選擇採用SSCI、SCI、EI等期刊論文投稿量來論斷大學學術品質，後來發現不同學科之間有其特殊性，逐漸改以其他方式補足量化指標的不足。

雖然評鑑不是只有量化指標，但許多教育部相關補助仍以期刊論文投稿量做為指標，另一方面，學校老師申請的「國科會研究計劃」同樣會被納入做為評鑑和教育部補助的參考，導致大學裡，從上到下都在拚論文數量。

在這股風氣下，首當其衝的是年輕助理教授，由於期刊論文數量關係升等，加上某些學校有年限限制，幾年未升等將不續聘，導致年輕助理教授不但教學時數多，還得不斷申請國科會研究計劃、投稿期刊、發表論文。

重論文量 輕教學品質

黃光國直言，這種以量化方式評斷是否給予補助的政策，只會生產出一堆無用的報告，許多研究只是資料的累積，很少被引用。他認為，這樣的方式會造成許多社會科學的研究，只是拿西方理論硬套在台灣社會做解釋，對社會一點幫助都沒有。

黃光國說，教育部應該從「質」的方面去判斷研究，國家必須長期追蹤這些研究受引用的次數，才能決定它對整個學術界的影響力。他認為，國家教育研究院可以進行長期追蹤，但實際上「他們只是生產一堆評量數據而已」。

申請國科會研究計劃的數量也決定評鑑結果，許多新進教師在剛進學校就會被關切。

一位私校講師表示，本來他只想慢慢做研究，沒想到學校主動關心，告訴他「為了老師的學術生涯考量」還是早點提計畫比較好，讓他只得趕緊去申請。但因為工作忙碌，眼看時間底線將至，計畫卻延後一大半，讓他很頭痛。

「學霸」排擠不接案教師

以量化指標為依歸的補助方式，不但消耗了年輕教師的教學時間和熱情，同時也造成「學霸」。劉源俊指出，有些老師比較會寫計畫書，且經營人脈廣，容易申請到國科會研究計劃，這些人逐漸成為特權階級，排擠不接研究計畫的教師們。

「其實許多教師不屑去申請，並不是他不行。」劉源俊說，他們只是不想隨教育部或國科會起舞，卻反而成為弱勢，承受同事和學校的壓力，有點份量的資深教授還不怕，年輕的老師迫於壓力，不得不接案。

因為論文數量激增，伴隨著研討會、論文發表會等活動跟著增加，但只有量的改變，卻不見得有質的增進；研究報告越堆越多，卻無法回應實際的社會問題；而年輕老師投入論文生產線，無法兼顧教學……都成為「以量計價」的補助政策下發生的怪現象。

台灣立報 (2010-06-16 14:37)

【記者呂苡榕台北報導】自1980年代開始，教育部發展「競爭性專案」，讓各大學依照教育部的規範申請獲得補助款，當時推出的是「獎勵私立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補助方案」，隨後又有「大學學術追求卓越發展計畫」、「研究型大學整合計畫」和「發展國際一流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計畫」等各式各樣的計畫。

其中，「大學學術追求卓越發展計畫」於1998年匆促推出，後因成效遭受質疑叫停，無人追究經費去向。2002年乃代之以「研究型大學整合計畫」及「發展國際一流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計畫」。後者就是所謂的「5年5百億」，推動以來，因為「追求百大目標不明」、「預算執行排擠正常教育資源」與「重研究、輕教學」等問題而遭到監委糾正。

補助縮水 政策生變

雖然遭糾正，但第二期的計畫將在明年開跑，只是政府預算縮水，連帶導致教育部經費刪減106億，除了5年5百億計畫的補助會減少外，非高教的教育資源也受到影響，預計9月上路的免費營養午餐政策可能生變。

預算變少，錢更應該花在刀口上。東吳大學物理系教授劉源俊指出，教育部發展的競爭性專案，雖然補助學校進行研究，但也造成不少浪費。他認為每個學校資金需求的面向皆不同，這些競爭型專案首先設定了一些條件，例如要成立某些研究中心，或是加強英語課程等。

他批評：「有些學校根本不需要，但是不申請又不好看，結果申請到了經費，做的是他們不需要的部分，該做的，仍然沒錢做。」

各類研究中心、教學發展中心、國際合作部門，與頂大計畫辦公室等新型單位一棟接著一棟，排擠了原本學校內的其他資源。以政大為例，為了讓位給國科會等研究單位，政大社會科學資料中心被迫轉型，中心內15萬冊藏書將要下架。

高等教育 向錢看齊

這種現象讓學生認為，學校外表看起來好像愈來愈像個研究型大學，然而，這些光鮮外表下，只是國內高等教育向「錢」看齊，為了爭取國科會研究經費與獲得5年5百億補助不得不為的「轉型」。

除了學校得依照補助內容進行轉型，校園內的教師必須不斷衝高期刊論文投稿數量，才有辦法讓學校申請到補助。第2期5年5百億計畫中，就加強了「在該領域權威期刊或國際研討會發表的論文數到達世界前10名」等規範，讓教師成了論文研究的生產器，為獲得補助而生產出更多的研究。

一個教師可經由申請國科會研究計畫，拿到研究經費，生產研究報告並投稿至國際期刊論文，這些投稿量讓學校能夠申請各種補助，並在學校評鑑上加分，因此一個新進的教師將會面臨各方壓力，不斷促使他申請研究計劃。

某私校教師指出，高等教育中的教師同時肩負教學與研究的責任，這兩者不一定是分開的，而所謂的補助，應該是協助他在研究上不需為了經費或人力而煩惱，但是現在卻顛倒過來，當教師必須搶快、增量來生產研究報告，他的內容就會被侷限在某些地方，研究的自主性也被扼殺。

政策運行 誘人犯罪

除了自主性消失，學術風氣也被搞得烏煙瘴氣。某私校教師說，他不願意申請研究計劃，因為他不希望請自己的學生當研究助理，讓學生學會報假帳或假造名目等事情。雖然這非國科會或教育部的本意，但在這些政策運行過程中，卻難免導致老師浮報帳目、學生幫忙做假帳，制度的本身似乎「誘人犯罪」。
劉源俊指出，問題在於台灣的大學將補助經費都拿去增加硬體設備，卻沒有投注在人力資源，人力資源不只是研究人員的增設，還有行政人員，他舉香港的大學為例，香港的大學行政人員和教師比大約是1.4：1。

在香港，核銷等行政事務都交給專職人員處理，各自獨立的部門也可以減少從中做手腳的機會，並讓研究助理專心幫忙進行研究，而不是淪為雜役。劉源俊沉痛地說：「搞不清楚哪些地方需要用錢，讓教師和學生累得半死，怎麼可能搞好學術？」

台灣立報╱呂苡榕 2010-06-17 22:56 【記者呂苡榕台北報導】

大學教師幾乎每個人手上都有一兩個國科會研究計劃，如果再加上業界委託的研究案，數量還會更多。數量龐大的研究計畫，需要研究助理協助各種工作，擅長接案的老師手下，也會養了一大群研究助理。

一年一聘 學生照搶

擔任某私校副教授研究助理的黃小姐說：「我手上的案子7月底就結束了，老師明年如果沒有再請其他案子，我就要失業了。」這樣的擔心不只發生在她身上，許多研究所畢業生會回鍋擔任專任助理，但由於計畫期程通常是一年，因此這些畢業生也得面臨一年一聘的壓力。

因為學校行政人員不足，所以研究助理的工作多淪為行政庶務，東吳大學物理系教授劉源俊說，報帳期限截止前，就會看到許多學生在收集發票、假造名目報帳，要不就是平時幫忙舉辦研討會，連絡各校、訂餐點，很少在做研究。

研究生淪高級派遣工

劉源俊直言，這些研究助理等於是高級派遣工，整個學術界出現一種奇怪的現象：年輕老師為升等、學生為了飯碗，大家都在拚命生產研究與論文。雖然有量的增加，不過，台大心理系教授黃光國認為，學術界太不長進了，大部分的研究根本沒創意，而且停滯不前。

除了讓年輕的學生消耗大好時間無法增進學問，國科會的研究計劃同時也導致校內教師彼此之間的分裂。劉源俊說，這些補助經費就掛在那，有辦法的人就去申請，許多會寫計畫的教授容易申請到研究經費，也就成了學校的紅人。

「真正有學問的人是不搞這些的，卻被得勢的其他教師欺負。」久而久之，劣幣驅逐良幣，不依照國科會或教育部那套走的，很難待下去。而懂得申請研究計畫的教師逐漸結合成特權階級，回過頭鞏固自身權力，讓有限資源被少數人壟斷，形成贏者全拿的局面。

資深教授成特權階級

為什麼高等教育會淪為論文生產的工廠，教師越來越失去活力？黃光國說，像他那一輩的老教授，當年只要念完博士自動成為副教授，3年之後升等教授，也就是這一群早已坐上學術金字塔的高層的老教授，為了鞏固自己的權力，想出這些花招。

黃光國直言，當學校的教師為了生產論文、舉辦研討會累得半死之後，誰還有力氣講話。當年葛蘭西（Gramsci）指出：「我們可以說所有的人都是知識分子，但並不是所有的人在社會中都具有知識分子的作用。」因為知識份子有其主動性，這同時也是抵抗現有體制的可能性。黃光國質問：「現在還有這種知識份子嗎？我們看到的都是為體制和企業服務，讓它們獲得更多權力的知識分子。」

劉源俊也認為，許多教師為了明哲保身不敢講話，能夠跳脫這套框架的教授更是少之又少，整個學術界都跟著它打轉。教師之間因為競爭關係無法形成共同體，工作狀態變得孤寂且疏離。

年輕學者勿忘熱情

老一輩學者忙著權力鬥爭，年輕一輩的教師被研究計畫壓得喘不過氣，高等教育該何去何從？黃光國表示，年輕一代的學者要自己想辦法活下去，雖然現在的學術環境低劣，但他還是看到不少有理想和熱情的教師，在研究與教學中努力取得平衡，他提醒，在這個過程中，千萬不要忘記自己對學術的熱情，才能在爬上高位之後，對學術界有所貢獻。

 高教工廠化系列四：大學自治僵化 教師噤聲

台灣立報 (2010-06-20 15:18) 【記者呂苡榕台北報導】

5年5百億「發展國際一流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計畫」推行之初，因為以人文、社會科學見長的政治大學不在補助之列，引發政大教師正反雙方的辯論。

部分政大教師認為，這是因為評定標準的性質，導致人文社會科學的學術成就無法在短期內被反映出來，這不代表政大不夠資格獲得補助；但也有部分教師認為，政大不拿這些錢，或許是好事，因為一旦獲得補助，學校的發展必然受到許多限制和約束。

對於評鑑相關規定增加，競爭型專案數量的成長，兩者雙管齊下，對高等教育造成的後續效應，不只扭曲學術風氣，還有更嚴重的大學自治的崩潰。東吳大學物理系教授劉源俊說，這是當權者的「陽謀」。

大學自治逐漸關閉

1990年代，大學裡生氣蓬勃，教師對於社會議題敢提出許多見解，學校上下也一齊維護校園的自主性，學生不只研究學問，也關心社會，發展出許多異議性社團。劉源俊說，當時教育部對大學限制不多，讓學校有空間自行發展。

1994年新《大學法》實施，「大學在法律範圍內享有自治權」，於是開啟為期大約10年的「大學自治發展期」，但劉源俊認為，到了2005年《大學法》再修訂，內容從32條3,312字增為42條5,392字，大學自治的門就逐漸關閉。

利用評鑑、競爭型專案補助等方式，在上位者把大筆經費扣在手中。劉源俊指出，每個大學必須照政府的要求去做，才有辦法拿到錢；為了拿到錢，日夜辛苦，學校從上到下拚命趕報告。由於是競爭型專案，經費有限，所以各校間、各系所間、甚至各教師之間都形成競爭狀態。

劉源俊直指這樣的政策相當於「二桃殺三士」。政府讓大學就範、大學再讓教授就範。

安靜的校務會議

「以前我當校長時，校務會議好熱鬧，大家都可以針對學校經營方向提出各種意見，激發各種創意。」劉源俊說，現在的校務會議好安靜，大家不敢吭聲，不敢反對學校，更不敢反對政府。

台大心理系教授黃光國說，教育政策應該要長遠規劃，但是主政者只想到選舉，只想鞏固權力，所以高等教育被犧牲。「食肉者鄙，不能遠謀。」他說，這些在上位的人只想到自己，為短暫的任期操心，怎麼可能為下一代有長遠的考慮。

教師的時間除了教學，幾乎都奉獻給評鑑、研究計畫和各種為申請補助而衍生的事務，無法為自己發聲。劉源俊批評，學術風氣敗壞至此：「邦有道則出；無道則隱，現在世道這麼差，很多老師都不講話了，講多了自己先遭殃。」

年輕教師被制度綁架，無法成為既有場域中新注入的改革力量，高等教育的改變，必須依靠從下而上的力量。劉源俊指出，高等教育變成這樣，最慘的是學生，他們的受教權益被剝奪、成為研究助理也只是被當成雜工使用，根本沒有提供他們學習的機會，更不用說高等教育文憑貶值，未來找工作相對困難。

面對這麼多惡劣狀況，劉源俊認為學生應該起來反抗，歷史上的許多改革都是由學生運動觸發的，學術體制的上游已經卡死，當權者不肯放手，個別的教師只得在各自位置上苦苦支撐。當高教系統繼續沉淪，學生總有一天會發現，學校沒有提供他們應得的，到時他們就會站起來對抗體制。